糖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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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足风涛险恶的宦海，而宗羲在父亲的熏陶习染下，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逐渐萌生、

  培养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政治意识。毋庸置疑，正是这一点最终影响和决定了宗羲

  的一生。天启三年（1623），尊素迁监察御史，宗羲亦通过童子试，取得秀才资格，

  近补为仁和（今杭州）县学博士弟子员。是年秋，宗羲随父亲来到北京，开始了

  的学习生活。

  读书的日课，当然是所谓&1dquo;时文”，即八股制艺，由父亲亲自督促指点；而少

  年黄宗羲对小说家言及稗官野乘却颇感兴，&1dquo;课程既毕，窃买演义如《三国》、

  《残唐》之类数十册，藏之帐中，俟父母睡熟，则火而观之一（《南雷文钞·家

  母求文节略》）。这种不务&1dquo;正业”的举动不久就被父母觉。明建国之初，太祖

  朱元璋曾下诏，称&1dquo;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史·选举二》），所以姚氏夫人

  十分担心麟儿因放松举业而有碍前程，可是，&1dquo;少即博鉴经史，不专为科举之学”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黄氏家录》）的尊素对此却并不介意，还认为&1dquo;亦足

  开其智慧”（《黄梨洲先生年谱》），或许他在爱子身上又见到了当年的自己吧。

  天启时代的明帝国，承嘉靖、万历之后，已是风雨飘摇，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前

  夜。建州女真领努尔哈赤崛起白山黑水之间，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国称汗后，

  声势日盛，不但屡屡攻扰辽东，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叩关南向；南边的明朝却武备松

  弛、将骄兵惰，卫所制度也名存实亡，有的地方兵员不及定额的半成，甚至军器仅

  有一张弓！朝政情况更是一塌胡涂、乌烟瘴气。庸儒的熹宗皇帝朱由校非但不思励

  精图治，反倒宠信太监魏忠贤（本名进忠，后赐改忠贤，河北肃宁人，1568—1627），

  听其擅专国政，广植党羽。官僚集团中则上自内六部，下至四方督抚，大批趋炎

  附势者竟相奔走奸宦之门，臣魏广微呼忠贤为叔，给事中阮大铖、礼部尚书顾秉

  谦、太常卿倪文焕等拜忠贤为父，此外还有&1dquo;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之类不堪入耳的名号，中外勾结，形成既丑恶又凶残的&1dquo;阉党”，造够了酵竹难书

  的无边罪孽。而与其对立的一方，便是东林党人。

  所谓&1dquo;东林党”，其实始终不曾是一个有纲领的政党式团体，也并未真正结党，

  最多只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集群。&1dquo;东林党”这个称谓，是由阉党强加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郎中顾宪成（字叔时，江苏无锡人，学者称东林

  先生或径阳先生，155o—1612）因&1dquo;京察”案革职家居，与同里高攀龙（字存之，

  一字景逸、云从，1562—1626）、钱一本（字国瑞，号启，江苏常州人，1539—

  161o）等人讲学无锡东林书院，嗣后邹元标（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人，1551

  —1624）、赵南星（字梦白，·号清都散客，河北元氏人，155o—1627）等亦相继

  讲学，远近士子，闻风相从。上述诸人后来被认为是东林党的创始人物，其中顾宪

  成，邹元标、赵南星被誉为&1dquo;海内三君”。在学术上，东林人士反对阳明学术末流

  &1dquo;盛谈玄虚”、以致&1dquo;遍天下无不皆禅学”（刘宗周《刘子全书》）而造成的空疏

  不切实用的流弊，主张回归正统的朱子学，提倡避免空谈心性、强调做学问应以平

  治天下为终极目的，表现出期望在实践上济世救民的强烈政治责任感，这完全合乎

  正宗儒家&1dquo;兼济天下”的传统观念；至于&1dquo;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

  （《明史·顾宪成传》），也无非是中国士大夫之根深蒂固的习惯，自东汉以来就

  是如此，一般情形之下，大权在握的当道者不妨对这类往往无伤大雅的&1dquo;清议”冷

  笑置之而已。然而天启朝的情况不同。明初，朱元璋曾严厉规定一内臣（按即宦官）

  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宦官传》），而天启朝的宦官魏忠贤居然权倾

  中外、势焰熏天，内诸大老则仰其鼻息、助纣为虐，这些眼前的现实自然成了东

  林人士&1dquo;讽议”&1dquo;裁量”的主要内容，两下里针锋相对，看来也有义气用事的成分：

  &1dquo;处论所是，内必以为非；处论所非，内必以为是”（《明儒学案&1squo;东林学案》）；

  而且&1dquo;京中朝士慕其风者”（即一些较为正直的官员）又与东林诺人桴鼓相应。这

  样一来，阉党遂将东林人士视如仇雠，阮大铖等寻机进言魏忠贤：&1dquo;此俱东林党，

  每事与公相忤”（《明季北略·魏忠贤浊乱朝政》），顺便还把所有不依附不顺从

  他们的士人统统打入东林的阵营，以至&1dquo;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