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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回答，也没有把书还给我。我看了眼手表，动手收拾笔袋，该去实验室考试了。我们月考单人独坐，同桌轮流去实验室考试。起身的时候，手把橡皮带下了。他要帮我拾，我已经俯身，从他的手下抢过橡皮，冷冷道，不要你多管闲事。我以为他会翻脸，起码也要面带怒容。可是短暂的仲怔之后，他的神色缓和的甚至可以说是温和，只是眼底波光涌动，看不清是怒是喜，也许是怒极反笑?班上要出去考试的同学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我把橡皮塞进笔袋，急声唤正往教室外走的浅浅，喂，你等等我啊。二〇〇三年的春天都发生了哪些事？愚人节的那天哥哥张国荣用奋力向窗外的一跃与世人开了最大的玩笑。身前悲哀死后荣，此后再也不会有谁对他的性取向指指点点。我看着报纸之上充满溢美之词的悼文，清晰地想微笑，也就是数年前，在这同一份报纸上，对于当时正在本地开演唱会的哥哥，评价可谓是无间道。哥哥跳楼事件方兴未艾就被人们对sars的恐慌生生截断。比起他人的生离死别，世人更关心的当然是自己的生命。超市里84消毒液卖到七十元一瓶，多的是人抢购。人人都带上了厚厚的白口罩，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里，滋味并不好受。市面萧条，人人岌岌可危。晚间新闻上每天都在报道sars的状况，新发多少病例，多少疑似病例，一个省一个省的数据报。也许是某些主管部门早期的消息封锁和自欺欺人造就的后遗症，人们口扣交传的全是危言耸听的“内部消息”。什么北京城已经封城，什么哪里哪里又病死了多少，什么这是美国针对中国人种的基因炸弹。除了最后一条，其余的柏子仁都嗤之以鼻，幼稚，无知。“别的不说，倘若北京封城的话，那么不出三天，北京人就会被垃圾活活熏死。”他作思索状，“这算什么时间呢？垃圾屠城？”我们全都笑骂他无聊。sars虽然搅得人心惶惶，但开始时我们市尚未出现病例或者疑似病例，大家还把自己当作身外客。直到医院收到了我下午才听说这件事，连去看他都没赶上。我心乱如麻，那时sars正是最猖狂或者说是给中国人造成的恐慌最巅峰的时刻，各地不断有新病例和病死者出现。我的神经被绷到了最极限，微些的刺激也会让我反应过度。星期天我在家里给陆西打电话，告诉他我很想去看他。他从来没有这样语气严厉过，坚决不让我去。“为什么不让我去？你不是没有发烧，只是普通的伤风感冒吗？”我情绪紧张，心头了无方寸，只会对着他叫。“乖，麦麦，好好呆在家里，不要乱跑。”他放缓了语气，劝说我，“麦麦，现在外面这么乱，只要不是迫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出门走动。你放心，我没事。”
